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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而这种局面，一直要到唐代，科举制完善之后才逐步解决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哦？教材编撰委员会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重新编撰一整套教材出来？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可就算是这样，骆斐也还是不解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当然是有必要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打个比方说，光是《论语》，就分为鲁人口头传授的《鲁论语》，齐人口头传授的《齐论语》，以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《古文论语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到西汉末年，安昌侯张禹将《鲁论语》和《齐论语》融合为一，编撰出了《张侯论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再到东汉末年，康成先生又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，参照《齐论》和《古论》作了《论语注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而除了这些之外，较为流行的还有魏何晏所著的《论语集解》,前朝皇侃所著的《论语义疏》等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如此多的版本,若是不博采众长、去芜存菁，编撰出统一的标准版本的话，不仅容易让学习之人无所适从，还很容易在内容上引发争议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郑经立即就举例子说道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对他来说，又属于他的专业领域，因此各种版本张嘴就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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