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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“幼儿园、托儿所、职工医院等等，也应当转给社会去办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”于蕊补充道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第三，”丁士宽又接着说道，“那就是国企本身的机制问题了，大锅饭，人浮于事，企业经营状况与领导的待遇没有关系，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具有竞争力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个问题就复杂了。”王振斌皱着眉头说道，“国家已经提过不止一次，要改变国企的内部管理机制，至少是需要砸掉铁饭碗的。但现在光是那些停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就已经让我们挠头了，如果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开始裁撤冗员，整个国家的就业压力该有多大，你们计算过没有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很简单啊，鼓励私人创业，发展小型企业，尤其是服务业企业。这种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最强的，我在榆北就是搞这个的。”祁瑞仓信心满满地说道。

        冯啸辰道：“榆北的经验的确可以借鉴一下。榆重进行分拆之后，大量的冗员都被私营企业吸纳掉了。像海东省的全福机械公司，一下子就从榆重招收了3名工人。这些人对于国企来说是负担，到了他们那里，可都是宝贝呢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也该让这些私营企业做点贡献了。”谢克力说道，“刚才老丁不是说了吗，年代的改革，是国企承担了成本，帮助了乡镇企业的发展。到了9年代，国企也要开始改革了，那么就该让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承担成本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老谢说得太好了！”丁士宽一拍手掌，赞道，“各位，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向大家谈的一个想法。我发现，中国的改革和前苏联的改革存在着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，那就是中国在进行国企改革之前，先培育起了民营企业这支生力军。这样当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，民营企业能够承担起吸纳就业、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反过来看前苏联，它也是存在着体制僵化的问题，所以启动了国企改革。但当它的国企开始改革的时候，社会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民营资本群体能够承担改革的代价，所以前苏联就垮台了，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深陷危机，无法自拔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个观点有点意思。”祁瑞仓道，“我也思考过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的区别，隐隐约约想到了这么一点，但是不如老丁你总结得这样精确。我觉得，苏联的改革可以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，而中国的改革嘛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把它叫作一种渐进式的改革。”丁士宽道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渐进式改革，这个说法不错。”祁瑞仓道，“老丁，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思想再深化一下，写篇文章，应当能够引起轰动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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