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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从编剧和导演角度来说，这是没有影响的。因为作品的戏剧张力已经足够，再加上这还是一部喜剧作品，添加了一些诙谐幽默的笑点，一部一百分钟的电影就已经没有剩下多少空间了，相对简洁的剧本对作品的完成度是有加分效果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上一世的“抗癌的我”就是如此。作品整体质量不俗，但对于演员来说，这却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留给演员的发挥空间是十分有限的。

        约瑟夫-高登-莱维特的表演着实不俗，几场爆发力十足的戏份都展现出了张力，这也为他赢得了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但那几场戏都与角色本身无关，而是与癌症有关。

        简单来说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人面对癌症时的情绪起伏、乃至失控，却看不到亚当自己的身影，这“一个人”可以更换成为任何人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也意味着，演员在表演的时候，缺少一个立足点，表演可以精彩绝伦，但终归只是海市蜃楼、空中楼阁，角色经不起推敲。

        约瑟夫在“抗癌的我”里的表演有不少值得称道的亮点，但站在表演的立场来看，其实他的表演与之前“和莎莫的500天”相比，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几乎可以说是两个相似的角色复制黏贴到了不同的作品里，差别仅仅在于两个角色遇到的事情有所不同——

        又或者可以说是同一个人，经历了分手的故事，拍成了“和莎莫的500天”；而后又罹患了癌症，拍成了“抗癌的我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但蓝礼不是约瑟夫，他的表演方式和解读方式，都和约瑟夫截然不同。蓝礼可不打算复制约瑟夫的表演，更不打算复制“和莎莫的500天”的表演。

        蓝礼清楚地知道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个性，在面对癌症时，都会有不同的处理，这样突发状况之下的表现差异，恰恰就是性格棱角的体现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是方法派表演，还是表现派表演，深入了解角色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相对而言，方法派会更加重视一些。因为表现派更加侧重于演技的精准，而方法派更加注重角色的体验，可以理解为，前者关注于自己，后者关注于角色——这样的描述有些以偏概全，但大方向来看，的确是有这样的倾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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