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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北京,子夜时分。
我的父亲错过了我27岁的生日。
因为一场精细的颅内手术,我理应不去怪他,于是我耐心地给他打去三通电话。
前两遍都是冰冷的忙音:“对不起,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,请稍后再拨。。”
第三次,等待的嘟声持续有半分钟,我目中一汪死潭,却能平静去看悬挂在墙壁上的淋浴花洒中滴落的水。
半个世纪久,父亲终于接起电话:“怎么了?”
语调永远是不急不慢,平缓如静水。
我半阖着眼皮,吃完半瓶安眠药,思维已经变得迟钝,好几秒才说:“没怎么。”
其实有的,我就快要死了。
我挺懦弱,到死之前还在害怕疼,于是先服了安眠药再割腕。我以为这样痛苦就能减轻,可是我错了。
身体的本能促使我自救,我却做了个蠢事,选择在第一时间将求生电话打给我父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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